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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職業教育在整個教育現代化過程中，始終充當了“反對黨” 的角色。20 世紀上半葉，它扮演了封建舊教育滌蕩者的角色。改革開放后，它復出于教育自身結構的調整，扮演了精英教育分流器的角色。今天，它成功地將自己的概念與疆域擴展到了高等教育領域，扮 演了過度學術化矯正者的角色。?
我國職業教育作為輸入國，與作為輸出國的西方相比，表現出了獨特的發展形態和路徑。在西方，職業教育是隨著其政治經濟文化環 境，逐漸“生長”起來的。而我國則是概念先行，是一個制度和體系 不斷“再造”的過程。這個源于西方的“再造”，難免和我國的政治 經濟與文化傳統產生齟齬與阻抗。今天，一方面，在中等職業教育領 域，普職比 1:1 的紅線面臨著越來越嚴重的挑戰，存在著中職學校的 存廢之爭；另一方面，職業教育正在向本科以上層次延伸。我國職業 教育正處在一個新的“震蕩”期，面對從未有過的復雜多變的局面。 這種情況不但會使職業教育本身產生深刻的變化，還會觸及整個教育 制度和體系。2021 年全國兩會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 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 2035 年遠景目標綱要》用“職業技術 教育”取代了“職業教育”，這極可能意味著職業教育將邁入“后職 業教育時代”。這一系列的變化是如何發生的？它內在的演進邏輯是什么？我國職業教育在整個教育的發展和改革中究竟扮演了一個什么樣的角色呢？
1.封建舊教育的滌蕩者
1830 年，對于西方教育史來說，是一個重要的節點。到這一年，西方主要國家都已經建立起了公立教育體系，這標志著西方資本主義 現代學校教育制度的開始。這個體系和制度是雙軌的，即：一軌自上 而下，由大學到中學，為上層階級服務；另一軌，自下而上，從小學 到職業學校，為底層民眾服務。后者即經典意義的職業教育——職業 教育沒有高中低之分，職業教育就是中等職業教育。今天，西方主要國家的職業教育仍然維持著這個經典的概念。?
十年之后，即 1840 年，對于中國近代史來說，是一個轉折點。不過，這是一個恥辱的節點。西方列強用堅船利炮打開了中國的大門。對此，當時的社會知識精英們的一個本能反應就是“師夷長技以制 夷”，由此開啟了向西方學習之路。要學的這些完全不同于儒家經典 的西方學問，當時被稱為“西藝西技”，也就是說，西藝西技是最早 的新教育。而從職業教育史的角度，西藝西技也是我國最早的現代職 業教育。因此，我國最早的新教育就是職業教育。
洋務派是通過開辦西式學堂學習西藝西技的。最早開辦的西式學堂大都和軍事有關，其中最著名的是馬尾船政學堂，它被職教界認為是我國現代職業學校的開端。馬尾船政學堂除了學習船舶制造和設計 專業知識外，還學習英語、法語、基礎數學、解析幾何、微積分、物理、地理等普通知識。用今天的眼光來看，馬尾船政學堂是一個融普 通教育和職業教育為一體的學校。這生動地證明了新教育和職業教育是“一母同胞”。
師夷長技以制夷的策略，并沒有阻止大清帝國衰亡的步伐。1895 年甲午戰爭的失敗，使有識之士認識到，必須對政治體制進行系統的改革，由此形成了戊戌變法運動。在這一時代背景中，教育救國、實 業救國成為知識界共同的主張，最終導致在1903 年制定的新學制中單獨設立了實業學校系統。癸卯學制是我國第一部頒布實施的現代學制，而其中的實業學校系統則是我國第一個現代職業教育制度。
實業教育脫胎于封建王朝的母體，它和舊教育是一種媾和關系，目的是為了“拯救”，而不是“毀滅”。因此，它雖然在事實上孕育了新教育，但并不具有革命性和戰斗性。此時所謂的新教育和職業教育仍帶著濃厚的封建殘余。例如，為了刺激所謂的實業教育的吸引力， 采取獎給出身的辦法。所謂的獎給出身，就是給實業學校的畢業生賜于科舉封號。
戊戌變法同樣沒有能夠挽救清政府滅亡的命運。變革最終走向了 革命，向封建舊制度、舊文化、舊教育發起了徹底的宣戰。1919 年 的五四運動，就是以徹底砸爛孔家店而著名。而在這個時期，發生了對中國教育改革具有深遠影響的一件事，即美國著名哲學家教育家杜 威來華講學。在五四運動前后，杜威曾長達將近四年時間在華各地巡回講學，宣傳他的實用主義哲學和進步主義教育主張。在他的影響下， 興起了一股強大的職業教育思潮。這股思潮導致了1922 年的壬戌學制取代了1903 年的癸卯學制，同時，對于職業教育來說，職業教育制度取代了實業教育制度。
實業教育是社會本位和技術本位，它把自己約束在“器”的層面，不去觸及封建的“道統”。1917 年，由黃炎培先生聯合48 位教育界、實業界知名人士在上海發起創立中華職業教育社。中華職業教育社創立之初，以倡導、研究和推行職業教育，改革脫離生產勞動和社會生活的傳統教育為職志，提出職業教育的目的是“謀個性之發展，為個人謀生之準備，為個人服務社會之準備，為國家及世界增進生產力之 準備”。這個目的里面包含了個性解放，這是真正的新教育，是對封建舊教育徹底的反叛。職業教育則由社會本位和技術本位走向了個人 本位。《中華職教社宣言書》強烈抨擊了封建舊教育的“不切實用”，以推廣改良職業教育，改良普通教育為適于職業之準備為救濟生機問題的主旨。事實上，就是主張用職業教育作為改革當時中國教育的重心。它反對的不但是實業教育制度，還是“不徹底”的新教育本身。 由此可以看出，職業教育從一開始就沒有把自己局限在職業教育本身，而是自覺擔負起了改造整個教育的重任。
職業教育思潮前承實利主義，后接實用主義，它們共同的主張就是反對封建舊教育的空疏無用，主張教育和社會百業的溝通。在進行壬戌新學制變革時，教育界進行了長時間的爭論。爭論分成了兩派，即以蔡元培為代表的德國派和以黃炎培為代表的美國派。德國派主張 引進西歐普通教育學校和職業學校并設的雙軌制，而美國派則主張采 用美國普教和職教融合的單軌制。最終美國派占了上風。在壬戌學制 中，主體采用了美國的綜合中學，但也保留了少量的職業學校。
今天，我們視黃炎培為現代職業教育的鼻祖。我們知道他創建了著名的中華職教社和中華職業學校，并把他的大半生都投入到了中華職業學校的辦學實踐中。由此可能會給我們形成一個印象，即他是獨立職業學校制度的捍衛者。其實不然，他是美國綜合中學的堅定支持 者。他認為美國沒有中等職業學校，都是中學校，或者說，美國沒有中學校，都是中等職業學校。用今天的話來講，他主張職普融合，即普通教育職業化、職業教育普通化，用職業教育思想來改造整個教育。只是他的這種主張可能過于超前，雖然綜合中學成為壬戌學制的主 體，但并沒有真正得到實施，很快便在全國抗戰的硝煙中夭折了。
從具體制度而言，當時主張由職業教育取代實業教育的一個重要 理由是：實業學校學生畢業即失業，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實用問題。而吊詭的是，職業教育制度同樣沒有避免這個厄運。當時由于生產力凋敝，聲勢浩大的職業教育運動，在城市并沒有順利地開展起來，而是處處碰壁。在這種情況下，1926 年黃炎培提出了大職業教育主義， 把工作重點轉向農村，成為鄉村建設改造運動的一部分。這時的職業 教育不但超出職業教育自身的范疇，也超出了整個教育的范疇，演化 成了社會改造運動，而這也是職業教育思潮的終結。
?職業教育制度之所以遭受到了和實業教育制度一樣的厄運，是因 為當時人們并沒有清醒地認識到：學生畢業即失業，是因為社會需求不足，并不是因為所謂的體制問題。教育只是對政治經濟的反映，但它本身并不能創造社會需求。由此可以看出，與作為一種實體的職業 教育相比，當時的職業教育更是作為一種思潮而存在的。而這種思潮 的一個中心就是反對空疏無用、和社會生活嚴重脫節的舊教育。我國 職業教育從誕生之時，就擔負起了遠超于西方經典職業教育的職責和使命，這也給我國職業教育打上了一層悲壯的底色。?
自十九世紀中葉到二十世紀中葉，職業教育扮演了從新教育的孕育者到舊教育的滌蕩者的革命角色。然而，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 成立后，無產階級意識形態和文化占據領導地位，作為資本主義雙軌 學制產物的“職業教育”，自然再也無法擔當“新教育”的旗手，被 “技術教育”取而代之，黯然退出歷史舞臺。1951 年政務院改革學 制，將原有多科綜合性的職業學校改為單科性的中等專業（技術）學校。職業學校即停辦。1953 年，在為失業工人舉辦轉業技術訓練班的基礎上，勞動部門創辦了技工學校。這兩種學校成為“技術教育” 的中堅力量。
從新中國成立到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我國教育的發展戰略經歷了 從大眾教育到精英教育、從精英教育到大眾教育、再從大眾教育到精 英教育的反復轉換。新中國成立伊始，繼承解放區的教育成果，開展工農速成和掃盲教育，實行的是大眾化教育。然而，在五六十年代的經濟社會發展中，圍繞第一個“五年計劃”和全面學習蘇聯經驗，教育進行了正規化建設，并實行了重點學校制度，逐步走向精英化。但 1958 年的教育革命，試圖通過“大躍進”的方式加快教育發展，在 正規化的教育體系之外，開辟出了半工半讀、半農半讀等發展和普及 教育的新路，大眾化又開始抬頭。盡管如此，教育精英化的基調并沒 有得到根本動搖，直到 1966 年的文化大革命。
從教育的角度看，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革命，可以稱作是毛澤東關于教育的一場烏托邦實驗。而這場實驗似乎是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杜威實用主義以及在其影響下形成的包括職業教育在內的鄉村建設 運動的復演，實際上也是反對封建傳統教育的繼續，即用實用主義對 整個教育進行改造。毛澤東主張的開門辦學、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 的教育思想，是地地道道的實用主義、平民主義、職業主義、生活主義。主流文獻在總結這個時期的職業教育發展時，常常會說其遭到了嚴重的破壞。當然，如果單從職業學校的數量來看，也許是如此。但若從整個教育來看，遭到破壞的可能是“普通教育”，但決不是“職業教育”。因為從職業教育角度看，恰恰相反，由于教育的目標是培 養勞動者，手段是實行開門辦學和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整個教育 出現了“泛職業化”傾向，即普通教育職業化。而作為具體職業教育 類型的技工學校和中等專業學校，由于辦學規模和社會需求嚴密契 合，則始終保持了“精英”地位。可以說，從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前，是我國職業教育（技術教育）吸引力最強的時期。
文革時期的教育革命雖然迅速推動了中小學的普及，但這種數量上的普及是以犧牲質量為代價的。文革結束后，黨中央進行撥亂反正，教育的鐘擺開始重新由大眾教育轉向精英教育。教育撥亂反正，首先 從恢復高考開始。從此以后，高考開始成為教育的指揮棒，催生了“應 試教育”。直到今天，應試教育仍是國人揮之不去的魔咒。為了適應這種轉變，從 1980年起，國家開始大幅度地調整中等教育結構，提出了普職比大體相當的的教育國策，大量的普通中學被改制為職業學 校。職業教育迎來了空前的“繁榮”，到 1990 年大致形成了普通高中和職業高中各占一半的格局。
但是，盡管加持有普職比 1:1 的“緊箍咒”，職業教育的這種繁榮并沒有成為一個穩定的“高原”或者上升的曲線，而是一直在繁榮 和滑坡的怪圈中循環。之所以如此，是因為這場改革雖然是以經濟名義啟動的，但實際上卻是教育內部的一次自我調整，即由大眾教育向 精英教育轉變。促進職業教育繁榮的并非主要是經濟因素，而是人口和政策因素。我國的職業教育從誕生之日起，就一直是供給式的，也 就是說職業教育的辦學規模一直遠大于需求。正因為如此，職業教育 取代實業教育的制度變革并沒有解決學生“畢業即失業”的宿命。改革開放后，職業教育的“中興”把這種供給模式推到了極致。直接的 衡量指標就是職業學校文憑的迅速貶值。在改革開放前，技工學校和 中專學校的畢業文憑都有極高的含金量和社會公信力。特別是中專，雖然今天我們把之歸為職業教育，但它一開始和職業學校性質完全不 同。它是專業教育，培養的人員身份是“干部”，而技工學校和職業 學校培養人員的身份則是工人。但是，隨著職業教育的大繁榮，中專學校的身份一落千丈，最終淪為“職業學校”。
雖然，主流的觀點都以經濟角度來論述職業教育，但事實上，此 時的職業教育主要承擔了高考指揮棒下的教育篩選機的分離器作用， 它成了應試教育失敗者的“收容站”。中職學校常被描述為 100%的 就業率，但這 100%的就業率并不名副其實。這樣說并非是指它們“造 假”，而是指非“專業對口”。中職學校畢業生大多都成為流水線上的普工，很少能成為所謂的“中等技術人才”。而這些流水線上的普工，從技術角度來說，并不需要超長時間的專門訓練。因此，正如美 國教育學者福斯特所認為的那樣，具有三年學制的職業學校，從技術 上來說是一種“浪費”。但為何我們還要大力發展職業教育呢？這是 因為學校形式的職業教育，和企業的職業培訓不同，它在本質上是正 規教育。而作為正規教育，其功能從來就不是單一的。與表面的經濟 功能相比，我國此時的職業教育，事實上更多地是發揮了家庭監護人、社會穩定器和公民教育的作用。家庭之所以把孩子送進職業學校，是因為他們沒有更好的選擇。許多父母這樣做首先考慮的并非孩子的學習，而是讓學校替自己“照看”孩子。如果這些初中畢業生過早流入社會，會成為影響社會安定的因素，因此，政府必須肩負起對他們進行最基本的公民教育的任務。而這正是職業教育與企業培訓最重要的 區別。
身居中職學校一線的實踐者都會認識到這樣一個事實：對孩子進行行為矯正，把他們由失敗者的心態轉變為成功者的心態，甚至比教他們具體的技術更重要。這也許是一線人員和廟堂之上的專家之間的 認知落差。但這卻是具體發生的職教事實。職業教育首先是應試教育的分流器，這是這一階段職業教育所扮演的最主要的角色。?
改革開放后，我國迅速成為職業教育大國，然而，職教界卻表現出了“集體焦慮”。這是因為，與這個職教大國身份不相稱的是，職業教育的吸引力和公信力不高。如前所述，中職學校100%的就業率是低質量的，并非有效的“對口就業”。職業教育規模上的繁榮靠的是普職比大體相當的政策強制力，并非來自市場的有效需求。而這一切是“供給式”學校形態職業教育的必然后果。
但是，新時期的職教界并沒有正視和接受“供給式職業教育”這一現實，他們仍像百年前的先賢們一樣，希望通過“制度變遷”來提 高職業教育地位和增強所謂的職業教育吸引力。不過，他們不是在某國模式與某國模式之間進行反復，而是把既有的“雙軌制”向縱深延 展——他們把職業教育吸引力不高的原因，歸咎為“斷頭教育”“層 次教育”，即職業教育被限定在中等教育層次，缺乏上升通道。因此，他們希望能夠建立一個可以和所謂的普通教育平起平坐的獨立體系。這個體系今天被稱作“類型教育”。
上個世紀末，隨著高校大擴招啟動的高等教育大眾化，高職異軍突起，很快就占據到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把職業教育的概念成功拓 展到了高等教育領域。從此，在專科層次多了一個新詞“高職高專”。 可是，什么是高職呢？著名的職教專家石偉平先生曾說過這樣的話：“‘高職’，系‘高等職業技術教育’之全稱也，它極可能是我們國家的一種創造。我從事職教研究多年來，從未在國外的文獻中看到或 在國際交流中聽到這樣的表述……我們今天所談的‘高職’大概是西方的‘高等專業技術教育’……照此理解，今天所談的“高職”，在 我國并不是一個新的概念、新的職教現象或形態，其實踐活動在我國 ‘早已存在’。我國的專科教育、工科、應用性專業學科的本科教育 （甚至研究生教育），都可歸于此類。只不過我們過去沒用‘高職’ 這個詞罷了。”還直言這不過是“新瓶裝老酒”。今天，大多數“高專”已經升格為本科了，專科層次基本就剩下“高職”。石偉平先生 的話不幸被驗證——高職就是專科。
職業教育把自己延伸到專科層次，并沒有逆轉其吸引力不高的命運。相反，高職實際上又成為高等教育里的“墊底教育”。由于高職 大規模發展，中職文憑進一步迅速貶值，其命運變得更加悲慘——中師被淘汰出局就是明證。在應試教育和人口高峰消失的雙重加壓下， 中職規模持續下降。自 2010 年開始的最近一次滑坡，至今未明顯見到谷底。在此形勢下發生了 2018 年6月的“江蘇事件”——江蘇省出臺政策，提高普高錄取比例。一石激起千層浪，引發了職教學界一場關于中職存廢的大討論。2019年頒布的《國家職業教育改革實施方案》，明確提出繼續維持普職比大體相當的政策，為這場爭論暫時 畫上了句號，但堅守普職比 1:1 紅線的壓力并未因此消減。試圖突破 這條紅線的力量仍呈暗潮洶涌之勢。為了挽救中職的頹局，職教界推出了“職教高考”——“師夷長 技以制夷”，本來以就業為目的的中職教育，被迫走向了應試教育。與此相呼應，開始進行所謂的本科層次職業教育試點，職業教育概念 再次向上延伸，成功進入本科層次。而在2015年，教育部就推動部 分本科高校向應用型本科轉型，這些應用型本科曾被視為職業教育的一部分。這樣從橫向看，高等教育就被分成了三部分，即學術型、應用型和技術技能型。學術型和后兩種的區別似乎是明顯的，但后兩者 之間的區別卻是模糊的。例如有學者就把兩者的關系形容為西紅柿和番茄。且不說這種類比是否正確，但至少透漏出區別兩個概念的艱難性。
如果說應用型本科和職業本科形同西紅柿和番茄，那么，發展所謂的本科層次職業教育意義何在？到底有沒有價值呢？這要回顧一下我國高等教育改革發展歷程。在 1949 年新中國成立前，我國高等 教育基本上是仿照歐美，以學科為基本的教學組織。新中國成立后， 轉向全面學習蘇聯，以專業為基本教學組織，并進行大規模的院系調整，將許多綜合性大學拆解為“專門學院”，形成了與行業密切結合 的高等教育體制。什么是專業呢？《教育大辭典》是這樣解釋的：高 等教育培養學生的各個專門領域…..根據社會職業分工、學科分類、 科學技術和文化發展狀況及經濟建設與社會發展需要劃分……學生 按照此進行學習，形成自己在某一領域的專長，為未來職業活動做準 備。照此定義，專業教育其實就是職業教育。也就是說，我國此時的 高等教育表現出了高度的“職業化”。然而，在上個世紀末，這種體 制被認為不利于學科的交叉融合，不利于學生創新能力的培養，遭到 質疑與批判，并因此掀起了一場和五十年代的院系調整路徑完全相反 的高校合并潮。這場綜合化浪潮和高等教育大眾化浪潮結合在一起，為許多高校帶來了“上升”的機遇，買地、升格、更名成為一時的主旋律。在功利心和大學排行榜等科研量化指標驅動下，高校出現了過度追求“學術化”的傾向，“五唯”愈演愈烈，以致中央不得不專門 發文進行干預。應用型本科轉型和本科層次職業教育試點，恰是在這 一背景下出現的。因此，盡管職業本科和應用型本科難以區分，并且 它們極可能早已存在，但給它們重新加持一頂“職業教育”的帽子，有可能會延滯其過度學術化的傾向——而這，也許正是本科層次職業 教育存在的現實意義。
不管如何，我國職業教育已經完全突破了經典職業教育的傳統疆域，把自己成功地延伸到了高等教育領域。這是一個聞所未聞的職業教育“巨無霸”帝國。構成這個帝國的邏輯是功利，而非學科或者專 業本身。毫無疑問，這個帝國將會繼續以功利的眼光，把關注點投射 到更高層次的職業教育。而這樣的一個帝國存在的價值——不管它是 否情愿——實際上是在充當高等教育過度學術化矯正者的角色。?
綜上觀之，我國職業教育在整個教育現代化過程中，始終充當了“反對黨”的角色。這是它的宿命，也是它獨特的價值與使命。而從因果關系來看，這一獨特的價值與使命正是我國獨特的政治經濟文化在教育上的投射。在這個過程中，它時而顯得悲壯，時而顯得辛酸， 時而又有幾分斑斕。在第一個發展階段，作為教育改革思潮存在的職 業教育，起于國家的救亡圖存運動，止于一場更大的國家救亡圖存運動之中。在這其中，它扮演了反對封建舊教育的沖鋒者和滌蕩者的角色。在第二個發展階段，作為教育實踐者的職業教育，起于教育的自 身調整，止于教育的內部糾結。在這其中，它扮演了精英教育分流器 的角色，承受著“二流教育”之痛，并一次次試圖超越自身卑賤的地位。在第三個發展階段，它積累起歷史的量變，成功地將自己的概念 與疆域擴展到了高等教育領域，以過度學術化矯正者的姿態，高舉起應用型的大旗，向建立獨立的職教體系發起了最后的沖擊。而職業教育因此也很可能被帶入“后職業教育”時代。它能否完成這最后的使命，或者說它是否最終會淪為另一類型的“普通教育”，一切還剛剛開始，因此，一切還遠未可知。
來源：職教界- https://mp.weixin.qq.com/s/YQXIma9yX5rXWxHKswin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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